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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臺灣款行動導向VLR,加速都市永續與淨零轉型
ICLEI KCC、高雄市政府與日本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(IGES)於9月9日假高雄淨零學院合作辦理「2030倒數關鍵:推動行動導向VLR,加速都市永續與淨零轉型」國際工作坊,旨在加強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在制定和準備新時代 VLR 方面的知識和能力:「一種以行動為導向、以證據為基礎和多元包容的 VLR過程,來加速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和淨零轉型」。
本次工作坊邀請到日本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(IGES) Fernando ORTIZ-MOYA博士、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低碳發展中心的李俊毅主任、台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的黃晴曉執行長、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氣候變遷因應科朱進宏科長,以及各縣市政府推動永續事務的人員(包括屏東縣、台南市、雲林縣、台中市、花蓮縣、新北市的環保局,以及金峰鄉公所的產業觀光發展所與公園路燈管理所),與會者相互分享各城市在推動永續發展中的具體經驗,並深入探討如何透過VLR的實施,加速城市邁向永續發展與淨零轉型,進而為未來城市的發展指引具體的行動方向。
在第一節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在地化:各地經驗交流與城市未來展望」中,黃晴曉執行長首先分享了台中市在推動VLR的動機、目標及課題策略,並提出台中市在SDGs的數據收集及管考機制中,透過定期的檢討會議以及燈號考評系統,來追蹤及量化台中市在各項永續發展指標的達成率。除了將政策行動與永續發展指標對接外,並扣合「2050 淨零碳排路徑」、強化利害關係人的溝通,在未來持續滾動式調整與精進永續淨零政策。
李俊毅主任則分享新北市為因應氣候挑戰,發布了「新北市氣候緊急宣言」以及「2050新北市淨零路徑暨氣候行動白皮書」,並設立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,在推動城市邁向永續的進程中,透過組織治理、自治條例、資金支持以及產業、生活、科技的智慧轉型,加速綠色能源的開發使用、以及大型開發案建物零碳設計的落實。
朱進宏科長在最後從高雄的經驗談城市氣候永續治理,依循「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」將城市永續發展與淨零政策扣合,撰寫淨零自願性檢視報告;並對接永續發展指標,自訂了在地化的161項指標,透過定期管考檢視成效。另一方面從法制基礎、技術開發、人才培訓到經濟支持,打造完善的淨零產業鏈協助企業淨零轉型。在未來也將持續吸收同儕經驗,加強發展較為落後的指標以及利害關係人的議和,致力於消弭城市轉型衝擊。
第二節「全球觀察:永續發展目標在地化的趨勢與新興課題」中,Fernando Ortiz-Moya博士分享了自身在研究及輔導VLR撰寫的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趨勢。2018年到2023年,全球地方政府共提出263份VLR報告。以歐洲的VLR數量最多,佔35.4%,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(32.3%),亞洲則佔了20.9%。其中臺灣22個縣市政府,至少都曾提交過一份VLR報告,並且有半數以上都有持續推出,顯示出臺灣各地方政府對在地永續發展的重視和參與。
這些具體趨勢顯示出VLR在全球的廣泛應用, 並且VLR不僅可以作為支持政策整合的工具,還能有效促進跨部門決策,指導政策的制定-透過將17項永續發展指標在地化,轉化為具體可行的行動策略,來引領城市邁向永續發展。同時,VLR還具備滾動檢討及修正的靈活性,能夠幫助城市應對如新冠疫情、氣候威脅等新的城市危機,並在減緩與調適淨零政策方面提供具體行動指引。
從全球VLR的推動方法來看,則大約可以分成一、「成果導向方法(Outcome-based approach)」,主要通過定量數據來評估SDGs的進展,專注於目標達成的成果;與二、「過程導向方法(Process-oriented approach)」,側重於達成SDGs的行動過程,質性呈現政策與策略的實施情況。而不論採用何種方式,VLR做為因地制宜的工具,重點在於支持與催化永續目標的在地化進程。
那麼,行動導向的VLR有什麼不一樣呢?
「行動導向VLR」的概念由2024年聯合國人居署所提出,旨在將VLR的成果轉化為具體且可執行的策略,以促進城市的永續發展。內容強調透過可行且具有數據基礎的行動方案,來引導未來城市的發展規劃、資金和人力的投入,同時確保VLR能夠與在地的發展政策互相扣合及協調。為了提升實施效果,行動導向VLR更強調永續能力建構,通過人員培訓和資源媒合,增強執行公務人員的專業技能和政府機構效能。此外,透過持續的追蹤機制,不斷評估和調整發展策略,以確保城市發展的長期永續性。
然而,VLR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許多挑戰。首先,政策整合概念模糊,地方政府各部門間工作孤立,導致跨部門協作的推動困難。此外,資源的整合也常常面臨挑戰,地方政府需要確保有足夠的資金、人力和技術支持,才能有效推動SDGs在地化。而在資料收集方面,如何準確收集、辨識並更新相關數據,亦是一大技術難題。
因此,為應對這些挑戰,巴塞隆納、波昂、布里斯托及根特等城市採取了策略,如組建跨部門工作小組,並在VLR過程中設立具體的工作機制來落實SDGs發展指標。此外,透過持續的數據收集和監測來促進政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,並建立滾動檢討機制,確保政策能夠隨著情勢變化進行動態調整。公共協商也能增加決策者對公民需求的實地了解,使施政方案更加透明和民主。而對於正在進行VLR的地方政府,建議從準備前期就考慮到政策整合問題,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並投入足夠的資源、資金和人員來支持推展永續發展的過程。
在問答環節中,與會者提出台灣在政策實施上,常因縣市首長的任期而中斷的課題是否有解方,因此Fernando Ortiz-Moya博士以赫爾辛基為例,赫爾辛基的首長也是四年一任制,因此他們的策略是在首長的4年任期中發布2份VLR報告,第一份於任期中間發布,宣示城市未來朝向的目標及目前進展,第2份則於任期尾聲發布,檢視目標達成度並訂定下階段的行動,使政策能有效的延續,不因任期而無法連貫。
Fernando Ortiz-Moya博士指出準確收集和辨識數據是全球許多城市在推行VLR過程中都面臨的挑戰。然而,隨著VLR的逐步實施,城市可以逐漸識別出哪些數據應被保留、更新或淘汰。因此,持續落實並進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至關重要,有助於找出適合當地的數據收集方法和路徑。
最後,在工作坊操作環節,由逢甲大學建設學院的曾梓峰特聘教授、台灣氣候未來協會的廖卿惠執行長,以及國立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的吳明淏主任擔任桌長,引導組員各自分享在VLR操作上的經驗、困境課題,以及落實永續發展指標的行動。透過集思廣益以及經驗交流,得出地方在推展永續事務的過程中,可以透過積極推動相關工作坊,使VLR內容內化為工作業務,以及建立資料平台、公民意識教育、各層級垂直水平整合、制定因地制宜的指標及KPI等等策略,撰寫升級版、以行動為導向的VLR報告。
VLR是個「過程」及行動,也是個是可以不斷用來詮釋城市永續發展進程的工具,我們常常將各個永續發展指標切開來討論,然而實際上每個指標都是有互相關聯,可以互相達成綜效,例如創建「公共圖書館」這一個行動,不僅有助於歷史文化資產的保存,還能促進公平教育、社會包容以及社區發展的實現,進而達到多重永續發展目標的綜合效果。
17項SDGs可以做為城市擘畫未來發展的目標架構,但這些目標不應該成為限制,各個城市都可以提出具有自己主張與特性的永續發展指標,發展獨特的在地永續路徑,同時彰顯地方自明性的認同。最後,VLR亦是城市與國際接軌、與利害關係人及夥伴溝通的重要工具,VLR並不是旅程的終點,而是一個有意義的切入點,若能策略性地結合城市未來導向的發展方針,它可以成為一個支持各項在地計畫達成最大綜效、優化成果的關鍵行動。
- 國際工作坊影片連結: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hIPc0b-sS8&t=14793s